入秋後的某一天,一如既往地來回於辦公室與會議室之間,突然間流動的空氣中帶著一些微熟悉的淡淡氣味,往窗外一看,原來桂花開了。

 

桂花香一直是帶給我某種程度的舒緩與安定,而在此時卻是觸動了悲傷的情緒。

 

2016年的中秋,人在異地,那是個晴朗的日子,自然一樣地以騎行來度過假期。在離回到宿舍約五公里處,智慧手環震動了,舉起手一看是家人來電,於是我停下,就在路旁一顆桂花樹下接聽電話。電話那頭,女兒告訴我,阿公中風了,人是清醒的,但是右側手腳不能動。

 

經過忐忑的一週,我回到家,趕到醫院,好不容易聽到醫師解說,才發覺父親的病情並不如我所見到的那般樂觀,腦血管阻塞的情況可能仍舊漸進式或猛然的發展。於是聽從醫師的建議,讓父親接受頸動脈支架治療。

 

決定之後,我便上網搜尋,好解釋給父親聽也希望減緩他的緊張情緒。週二下午,我和妹妹陪著父親到診療室經過一段時間的等待,醫師出來了並說明無法放置支架。我們默默地點頭,再等著陪父親進入加護病房接受觀察。

 

現在試著回想當時的變化,卻是十分模糊。約莫是等著父親轉出到普通病房的那一時間,突然接到醫院的病危通知,一時間對於那極端的轉變真是不知所措。匆匆趕到醫院,ICU的醫師告訴我們腦幹阻塞惡化了,父親雖有意識但已完全癱瘓,也提示我們可以考慮準備後事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心裡萬分難過,除了做該做的事外,也只能祈禱。在每日三次的探望時間,我總會告訴父親當時的時刻,離開時告訴他也告訴他下一次我來的時間,心裡是這麼天真的認為父親疼愛我,他應該會堅持等著下一次我來的時間。有一回,我拜託老婆幫我一個忙,替我告訴父親我非常感謝他養育我栽培我長大。是的,我竟然克服不了這莫名其妙的尷尬,無法親口對我的父親說。

 

然後,起伏的病情趨於穩定,父親轉到普通病房。從此我們與父親的溝通僅能透過父親眼球的動作來確認一次次的猜測。請假多日後,我也不得不返回工作地,於是接下來找看護,養護中心,安排出院,轉進養護中心及許許多多的雜事又是讓老婆一人扛起。

 

十二月返台,離開機場便直奔醫院,母親住院了。不知是父親病倒的影響,還是病情自身的發展,母親的肋膜積水,因為四年來經過化療原已控制住的肺腺癌發生擴散了。醫師巡房後把我喊了出去,當時心中已經明白不會是什麼好消息。果不其然,無可逃避的終點出現了。

 

我和妹妹商量後,決定建議母親選擇安寧治療。母親雖不置可否,但我明白她很掙扎,她知道癌症病情的不可逆性,但是總還沒完全放棄哪怕僅是百萬分之一奇蹟發生的可能性。於是抽過積水後辦了出院,繼續服用化療藥。

 

農曆年節期間,母親帶著病容一起吃了年夜飯。年節的喜慶氣氛並未為母親的病情帶來樂觀的發展,再一次的積水讓她的呼吸更加困難,以致必須靠制氧機的輔助。

 

四月,第一次沒有父母親的陪伴,我和老婆回到鄉下掃墓。這樣的改變,對於我而言是種詭異的感覺,像是一種形式的開始也是種結束。我點著香向祖先祭拜,心中默念著稟報父母的病況,祈求他們保佑或是減消父母的痛苦。

 

阿姨安排了一次家庭聚餐。那一晚母親的精神特別好,胃口好,心情也好。在入席前,母親還拉著阿姨,照顧她的外傭一起拍照。我看著,很難理解就在前幾天居家安寧照護的醫師和護理師告訴我,母親的病情已不樂觀,趁她還好時盡量讓她做想做的事。

 

五月初的假日,老婆來電通知我趕快回家。於是,匆匆請秘書訂票派車趕到機場。航班延誤,在機上心情更加不定,選了“百日告別”機上電影。為什麼這個時候選這樣的電影,我不明白,也許是種潛意識的驅使,但我至今終究不明白。

 

出了機場,上了計程車趕到醫院,已近午夜。母親已是意識模糊,我喊她幾聲,她才喃喃地說,你回來了,就不必那麼麻煩。麻煩,即便是到了這般狀況,父母還是怕給子女麻煩。

 

老婆帶女兒先回家,我留下陪母親。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告訴我,多跟媽媽說話,談一些心裡的話,過去的往事都好。我試著,但說不出來,只是一手握著媽媽的手,一手幫媽媽按摩,也許這樣可以減輕母親的痛。

 

媽媽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但又像小孩般掀開被單,或是扯下氧氣管。我一次又一次的幫媽媽蓋上被單,戴好氧氣管。我在想,我們小時候母親有更多的時間也是這麼照顧我們。

 

偶爾,我走到病房外繞繞,也間接知曉有病患往生。在這裡,死亡竟然是這麼地貼近。

 

我又回到病房,坐著打個盹。突然聽到母親呼喊爸爸的名字。我急忙起身握住媽媽的手,告訴媽媽,爸爸在醫院的養護中心,他病了不能行動,不能來看您,不能來陪您。我不知母親是否還聽得清我說話,她依然沉睡或是昏迷。

 

就這樣,漸漸有了天光,遠處的高速公路上的車流逐漸多了起來,但是母親的呼吸越加困難,腳上的紫斑也更多了。此時,睡醒的外傭幫著照料母親,用溫水敷腳,按摩。

 

早上,舅舅,舅媽,阿姨,姑姑,嬸嬸都來看過媽媽,之後又轉去養護中心看望我父親。接近中午時,妹妹,妹婿,外甥,外甥女,老婆,女兒和我圍繞著病床,每個人都跟媽媽說了幾句話。我告訴媽媽,不必再有煩惱,她把我們教養得很好,孫女,外孫,外孫女也都很乖,很懂事,我們都很感激她為我們付出的一切。請放下心,也就不再有病痛。

 

我一手牽著媽媽的手,一手按著媽媽的肩,看著媽媽呼吸的間隔越來越長,最終,媽媽呼出一口氣後,不再吸氣。就這樣,媽媽走了。

 

八月,做完媽媽的百日,回到老家清理,將媽媽留下的衣物分類,最後留下一件寶石紅的絨布連身裙,印象中這應該是媽媽與父親結婚那段時間所著的衣物。也整理出好些老相片,那是超越一甲子的影像記憶。令我驚訝的是,母親竟然幫我留下交大的運動上衣,折疊得好好地置於底層。我知道這是母親很傳統的一部分,只是對於她很平常的一件事,其實隱隱地成為我一直以來的一種束縛。記得小二那年,第一次考不到滿分,母親修理我一頓。從那次之後,我再沒讓母親因為課業責備過我,只有讓她在街坊鄰居與親戚間引以為榮。

 

十月初,原定返台日前幾天,老婆來電說父親的病情惡化,於是匆匆改了機票趕回台灣。事情總會那麼不人性地折磨人,越是心急的時候,飛機竟然晚點,延誤到該是抵達的時刻之後才姍姍來遲。帶著急躁的心情趕到醫院,護理師再次確認我們的意願之後,將氧氣面罩移除。我握著父親的手,感覺到脈搏依然有力。我的感覺是對的,事情並未往壞的一方發展。等到上班日,聽取主治醫師的解說,他似乎有些訝異父親撐下來了,也許從他的專業判斷,如此高的血液二氧化碳濃度應該是致命的。也因此,他也不會給我樂觀的期待

 

是的,父親撐下來了,但,這對他是好嗎?一年了,我一直思考這個問題,雖然起初就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也同意採取消極性治療,甚至我還依從長輩的建議到廟裡祈求神明早日將父親帶離這般的折磨。但是,此次當死亡如此貼近的時候,我軟弱了,退縮了。我問老婆,我這麼做,對嗎?當氧氣面罩移開,我感覺父親是驚恐的,也許他根本還沒做好接受死亡的準備。老婆告訴我,如果換了是我們,我們都確認不願意受這樣的折磨,不是嗎?我,靜靜地點點頭。

 

之後的十天,我每天盯著血氧濃度值,看著它上上下下,心情跟著起起伏伏,一直到必須返回工作地。

 

十一月第一週,我請假返台看診,醫師說息肉切片檢查OK,但肝的部分再安排CT確認。當天晚上,接到醫院電話,父親由養護中心送到急診室,因為血氧濃度掉到80以下。我趕到急診室,看到父親時有些驚恐,因為父親的臉已無血色一片蒼白。經過醫師的處置,狀況有些微改善,同時也安排住院事宜。一直到接近午夜,總算安置妥當,父親的狀況也相對轉好。

 

週日上午,也就是要返回工作地的那天,妹妹,外甥女,老婆,女兒和我到醫院看望父親。當時,陽光很強,也許是因此,也許是因為輸了血,父親看起來氣色極佳,也終於在許久之後再度以微微地眨眼回應我們。臨走前,我們分別向父親說了幾句話,女兒還俯身在父親的耳旁輕輕說話。

 

接著的週末,我人在異地,老婆與女兒在北部,老婆轉述外傭的話說,父親的狀況不好了,但她也問過我妹妹說,父親還是老樣子。她讓我自己決定要不要回台灣一趟。

 

有時,人生就是這樣,當你做不了決定時,他就幫你做了決定。

 

半夜一點多,聽到電話響鈴時,心中浮現的就是不好的猜想。接通電話後,醫院的護理師告知父親走了。有一小段時間,我不知所措,然後還是打電話給老婆。老婆要我不要太難過,她會通知我妹妹。我躺在床上,心裡難過,但是哭不出來,憋著憋著,終於還是忍不住放聲哭了出來。

 

輾轉著等到清晨,趕緊請秘書訂票,請駕駛送我到機場。一路從浦東,桃園,左營趕到殯儀館時,已是晚上,趕不上法事了。我向父親上香說對不起,您一定很遺憾我沒在您走的時候陪在身旁,您一直是那麼疼愛我。我自然是遺憾的,沒在您離開的時候陪在您身旁,虧欠了您對我的疼愛。

 

數日後,送完父親最後一程。闊別一年之後,父親與母親又在一起了。也許,在另一個世界,他們又可以回復一起泡茶,評論時政,偶爾鬥鬥嘴,鬧鬧脾氣的日子了。

 

而我,感覺是很混淆的。父母的離開,就像是一件確實發生但不覺得真實的事實。

 

仿佛,日子還是一樣的過下去,也許只有在某些特定時刻才會再想起父母定然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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